孝廉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之一。孝老爱亲和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而流长。回顾孝廉文化从植根到萌芽、从奠基到形成并发展完善的历史，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与借鉴。

先秦圣贤奠定孝廉文化根基

孝廉文化的诞生，可远溯上古五帝时代。据《尚书》与《史记》记载，上古舜帝，父顽母嚣弟劣，但舜天性善良，心无怨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尧帝闻其大孝而派人考察测试，让舜推行五种伦理和担任百官，舜把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尧于是禅让帝位于舜。作为五帝之一的舜，同时是历代孝老爱亲的最高楷模，是廉洁奉公的最高楷模，也是中国孝廉文化之根。

夏商周三代是孝廉文化的萌芽时期。三代德治以文武、周公之政为集大成，儒家视其为礼乐教化的典范、王政的典范。反映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期至公元前5世纪东周之春秋中叶500多年社会生活的《诗经》，就有悼念父母、宣传孝文化的祭歌《小雅·蓼莪》，留下了“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千古名句。《诗经·魏风·陟岵》则抒发了“孝子行役，思念父母”（《毛诗序》）长歌当哭之情。而《诗经》中《雅》《颂》基本主题即歌颂文王仁德，文王“纲纪四方”政教之美即包含敬孝尊廉。《风·召南·甘棠》具体赞颂爱民不扰民的朝廷重臣召伯。召伯南巡，传播文王德政教化，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甘棠树下停车驻马、听讼决狱、搭棚过夜。召伯就是那个时代的廉政模范。“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甘棠之爱”由此成为世代流传的成语典故、廉政颂歌。《小雅·六月》赞扬周宣王中兴功臣、北伐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末句“侯谁在矣，张忠孝友”专以忠孝张仲为吉甫添豪。宣王贤相、孝友楷模张仲，其故里即今镇安县月河镇东川街——古名孝义川、孝义里、孝义乡、张仲乡等，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归属孝义厅。

春秋诸子百家对孝廉文化则多有不同程度的分别论述，构成了孝廉文化的理论根基。孔子赞扬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论语·泰伯》）的孝道观念，指出“孝慈则忠”（《论语·为政》），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视作“为仁之本”，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强调孝即“无违”（《论语·为政》），“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孟子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批评“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将孝道纳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社会秩序与伦理之中。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指出“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则阳》）；并从相对论角度剖析：“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庄子·天运》）。《墨子·兼爱》云：“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其共同点是都肯定并赞扬了孝亲敬老。

儒家主张为政以仁、以德，其中就包含有深刻的廉政思想内蕴。《尚书·吕刑》斥责“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的“五过之疵”，体现廉政内在要求。《周礼·春官·小宰》提出考察官吏的“六廉”标准——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从业务精熟、执政才干、恪尽职守、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处事分明六个方面突出廉洁从政的要求。孔子要求在位“君子惠而不贵，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孟子·离娄下》将不取身外之物和不义之财视为廉，提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万章》强调：“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尽心下》告诫：“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不只儒家倡廉，各家亦然。《老子》云：“祸莫大于不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庄子·刻意》云：“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墨子·修身》直接将“廉、义、爱、哀”规定为人的四种基本道德规范。《管子·牧民》则将为政之廉提升到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韩非子·六反》认为实现廉政的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吕氏春秋·仲冬纪》提出为臣者要“忠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不以富贵而忘其辱”。《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提出：“进不失廉，退不失行。”墨家、法家等对廉文化的论述超越了孔孟，与儒学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汉唐以降孝廉文化形成、发展并完善

孝廉文化由孝文化与廉文化两种文化构成。二者既有相互联系又有各自内涵，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先秦孝廉全为分说，是雏形，是萌芽，是孝廉文化之奠基。二者何时并举，何时自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呢？换言之：孝廉文化正式形成于何时？又发展完善于何时？拙见，孝廉文化并举形成于两汉，发展成熟于唐宋，普及完善于元明清。

孝廉文化并举形成于两汉，标识有三：

一是两汉选士察举制以“举孝廉”为主要科目。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诏令郡、国推荐贤士大夫。此即汉代以察举选官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具有全国意义的选士活动。诏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文学、明经和阴阳灾异等，多为实用之学。汉文帝时渐成制度。贾谊是这一时期德才兼备、孝悌廉洁之士的代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又诏命郡、国各举孝子、廉吏一人，合称为“孝廉科”。举孝廉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郡国长官每年向朝廷推荐一次；二是所举者必须有“孝”或“廉”的事迹闻于乡里；三是人数有限定，一般每郡推荐二人，超过二十万人的郡推荐三人，不到二十万人也要推荐一人。最初各郡对举孝廉皆不甚重视，有的郡一年也不能举出一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重申举孝廉的要求，并提出各郡守如不举孝、不察廉，是为对朝廷大不敬，其职当免。这样才使各地认真起来，从而保障察举制的贯彻执行，并成为两汉时期平民入仕的主要途径。士人被荐举为孝廉后，即可做官，先任郎，试用一年，试用期满，考察合格，再迁为尚书郎，然后可为县令。汉以后、隋以前，孝廉合为一称，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孝廉从汉武帝开始成为经常性的、定期选拔官吏的常举，是国家意志的一个集中体现，影响深刻、广泛而久远。全国年年举孝廉，各郡年年都必然产生“谁选上了？谁没选上？为什么？”等轰动效应，从而形成敬孝尊廉的气场与氛围。故曰：孝廉并举于汉，孝廉文化亦形成于汉。孝廉从分说到并举，可谓古人非常智慧之范例。

二是列《孝经》于“七经”。孔子曾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整理保存了我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有“五经博士”——“六经”去《乐》（或因秦始皇“焚书”而亡，或乐包含在诗与礼中）。在东汉，于“五经”之外，加上《孝经》和《论语》，成“七经”。《孝经》作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孔子弟子曾参，或以为曾参弟子，或以为子思，等等。在诸经中《孝经》文字最少，仅1799字，但《孝经》是古代伦理道德著述中唯一关于孝道的专著，是集大成之作。《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又，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厕入儒家经典之列，是古代孝廉文化形成的理论标识。

三是表彰孝廉楷模，编《孝行传》《忠义传》入史入志。从汉代刘向编《孝子传》开始，历朝杂记“孝子”事迹传说，为“孝子”立传，宣扬孝道。这是孝廉文化形成发展乃至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昭之《孝子传》三卷、晋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南朝宋郑缉之《孝子传》十卷、师觉授《孝子传》八卷、宋躬《孝子传》二十卷、缺名《孝子传略》二卷；后上述《孝子传》均亡佚。清代茆泮林搜集遗佚，得到刘向、萧广济、王歆、王昭之、周景式、师觉授、宋躬、虞磐和佚名等九种《孝子传》，收入《十种古遗书》之中。

孝廉文化发展成熟于唐宋。唐太宗称帝前，便设置十八学士，留意儒学，称帝后提倡儒学。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颜师古考定《五经》，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又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唐太宗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学官讲经论道。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唐太宗驾临国子监，观看释奠典礼，命令孔颖达讲解《孝经》，以示对孝道的重视。唐初以“九经”取士，即将《易》《诗》《书》《礼仪》《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九经”。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玄宗诏诸儒鉴定今古文《孝经》两本，会集韦昭、王肃、刘炫等六家解说作为注释，刻石太学。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又重新颁行。唐玄宗同时亲自选注了老子《道德经》和佛教《金刚经》，形成儒释道三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配合以教化天下的格局。佛法以“净业三福”为共同基础，其首福“人天福”内容是“奉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而十善业中“意三善业”即不贪（不贪爱五欲）、不嗔（不嗔恚无忍）、不痴（不愚痴无明）。这些与孝廉文化并行不悖。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年至835年），“复刻《十二经》立于国学”，“十二经”即于“九经”之外又加入《论语》《孝经》和《尔雅》。到宋代，理学家抬高孟子地位，“十二经”再加《孟子》成“十三经”。宋太祖赵匡胤尚未黄袍加身之时，与其父弘殷分别率兵为后周世宗效命。刚聚首滁州，父患重病，匡胤日夜侍奉，不敢懈怠。时值敌情紧急，世宗命匡胤出师驰援扬州。匡胤拜请好友赵普照料父亲。自己出征，大胜还滁，父已痊愈。忠孝两全，传为佳话。宋孝宗以仁孝闻名后世。他是高宗赵构的养子，但他对高宗竭尽全力以承奉侍养，初即位便每月四次朝拜太上皇居住的福寿宫，成为南宋尊老盛典。太上皇七十岁、八十岁生日，孝宗均率皇后、太子、文武百官为其隆重庆寿，以孝道示范天下。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将孝悌家族道德置于首位。王应麟撰写《三字经》以三字韵句囊括历史、天文、地理及伦理道德等中国文化基本常识，广博生动而又言简意赅，是儿童启蒙读物，也是传播孝廉文化的通俗读本。

唐宗宋祖提倡孝道，以孝道治天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唐宋两代产生了魏徵、褚遂良、高适、颜真卿、刘禹锡和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诸多名臣，其中不少是孝廉楷模。魏徵直谏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与君臣论政、轻徭薄赋、廉政爱民密切相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孝廉典范。范仲淹两岁丧父，四岁时母亲改嫁长山朱文翰，他被改名朱说（音悦）。朱说少年时代应天府求学，断齑划粥，日夜苦读，二十六岁时以寒儒考中进士，两年后任推官，向朝廷申请认祖归宗。此后他又将宋仁宗授予自己的恩命转赠给早已去世的继父，以报答继父养育之恩，朝廷遂追授朱文翰为太常博士。范仲淹如元好问所论，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为栋梁，是一位全能型且毫无瑕疵的忠臣、廉臣、官员楷模。他当高官后家中生活仍像贫贱时一样俭朴。理学家朱熹也由衷赞扬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天下第一清官”包拯痛恨贪官污吏，关爱百姓，著名奏折《乞不用脏吏疏》深刻指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司马光一生廉洁，口不言财，他视廉政为治国理政成败的关键，提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宋朝钱多，有次皇帝祭天之后给官员大笔发钱。皇帝奖赏是不能拒绝的。但司马光认为这是民脂民膏，打报告拿奖给他的钱做了办公经费。司马光薪俸大多寄回山西老家补贴家族贫困户了，以致晚年夫人去世无钱安葬，他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与人，才筹得款项为夫人举办了葬礼。苏轼认为廉洁是为官者最高准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无论做京官还是地方官，他都坚持非吾所有、一毫莫取，看轻钱财、不贪不占，仁心爱国、廉政为民。苏轼是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选的影响世界的一百位名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从孝廉文化建设角度看，范仲淹、包拯、司马光、苏轼都是古代孝廉的旗帜。整个宋朝，因为有了范仲淹这样一批贤臣而自豪：“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宋史》）

孝廉文化普及完善于元明清。《二十四孝》成书是普及的里程碑。此书未著作者，有人说是元代郭守正编著。最初的版本编纂了元代以前二十四人的孝行传说，即：上古虞舜，春秋老莱子、郯子、曾参、闵损、仲由，两汉文帝、蔡顺、董永、江革、丁兰、黄香、姜诗，三国陆绩、孟宗，晋朝王裒、吴猛、王祥、郭巨、杨香，南宋庾黔娄，唐朝唐夫人，宋朝朱寿昌、黄庭坚。其中东汉黄香、江革等既是孝子，又是廉洁奉公的官员，孝廉齐美。元代画师王克孝据此书绘成《二十四孝图》，张宪《玉笥集》卷五有《题二十四孝图》诗。此后又有人刊行《二十四孝图诗》及《女二十四孝图》，传播很广。清末张之洞等人将《二十四孝图》扩编为《百孝图说》。孝廉文化因《二十四孝》图、诗、文三者兼备，流布民间，比《孝行传》《忠义传》影响深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效果。鲁迅少年时读私塾便读过《二十四孝图诗》，印象很深。明清两代《三字经》续有增补，内容日趋完善，同《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刊行全国，因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流传很广。“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都是《三字经》中赞扬孝悌的名句，妇孺皆知。

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以《论语·学而》中的“子曰：弟子入则孝……”一则为中心，编撰《训蒙文》，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五个方面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由贾存仁修订改编为《弟子规》，也是普及孝廉文化的启蒙读本。

元明清三代，同前朝类似，在各自建国之初及前期，廉政建设都是卓有成效的，在官员选拔、管理、监督上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亦有理论思考与实践总结。元代文学家揭傒斯认为：“廉非为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惟廉则欲必寡，欲寡必公。”明代郭允礼《官箴》名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代思想家薛瑄《从政录》提出廉政“三不取”境界，即：“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为上，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次之，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再次之。”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云：“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明代理学家蔡清居官清廉、大公无私，常说：“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海瑞斥黜贪墨，搏击豪强，“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况锺刚直清廉，惩办贪吏豪强，减免苛捐杂税，廉洁奉公，在任时身居陋室，从未铺设豪华之物，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清代于成龙，为官二十多年政绩卓著，去世后“绨袍一袭、靴带二事，瓦釜中粗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别无余财，百姓为之痛哭流涕。清乾隆年间镇安知县聂焘亦是孝廉双全的典范。他由湖南衡山富庶之乡派到山大沟深的“终南奥区”镇安，难免意气萧索。但他谨遵父命，抖擞精神，赴任后招流民，垦荒田，通山路，兴蚕桑，建义仓，办学校，广教化，纂县志。本属个人的县令津贴——养廉银，他全都捐给了地方使用，“政绩时推陕南第一”。他实干七年，尽心竭力为镇安百姓谋利造福。“调任辞镇安，父老攀援哭。”孝廉文化，正是由张仲、子罕、贾谊、魏徵、范仲淹、苏轼到海瑞、况锺、于成龙、聂焘……一代代廉洁从政者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彪炳青史的。

孝廉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孝乃做人之本，廉乃从政之基。“孝，德之始也。”（《家语·弟子行》）孝老爱亲是为人子女者责无旁贷的义务、职分，是人生道德的起点与底线。清正廉洁则是国家与人民对从政者的起码要求，也是从政者人生事业成功的底线。孝廉文化可谓古今底线思维之花，它要弘扬的是人生最基本的美德，是为每个人自由发展、施展才华、创造人生最大价值奠定成功的基石。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属性。但自由不可能不受道德规范制约。具有孝廉美德的人，其才智愈多，发展愈快愈自由，则愈利己利他利国利民；不孝不廉之人，其才智愈多，权力愈大，发展愈快愈自由，则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危害愈大，最终也必然毁了自己。北宋司马光《才德论》深刻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20世纪60年代有一广泛流传的经典比喻：德才兼备的人，是“合格品”；无德无才的人，是“废品”；有德无才的人，是“次品”；有才无德的人，是“危险品”。这个比喻永远不会过时。再以风筝作比，风筝迎风升起，翱翔太空，随风起舞，腾挪跌宕，可谓施展才华。但它何曾离得开线的控制？这线可喻为孝廉美德。不孝不廉，可谓断线。一旦断线，飞得再高，不也难免身碎骨折的悲惨下场吗！

孝廉文化既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又深刻体现着龙的传人几千年的家国情怀、家国意识。孝廉是人的根本、家的根本，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定的根本。儒家经典《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孝悌属家庭伦理，由个人层面的“修身”到社会层面的“齐家”，是人伦道德的起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由私德推己及人，最后发展为公德、大德，“民胞物与”，以天下为己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传统孝悌之道，强化家庭家族纽带意识，实质是培植社会优良细胞，促进社会平等和谐，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彼此呼应、相辅相成。孝悌是“修身”的结果，孝悌又是“齐家”的前提；弘扬孝道，就是弘扬个人美德与家庭美德，奠定家国情怀的基础。弘扬廉政文化传统，则由个人层面、社会层面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层面，是推进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有利于市场经济与法治中国建设。

清正廉洁是职业道德，是社会公德，也是遵循党纪国法题中应有之义。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作为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坚持清正廉洁，既遵循党的总规矩，为国为民作出贡献，也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最高理想。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子女成材？不希望从政的子女成为国之栋梁？当今社会，从政的党员干部，谨遵父母教诲，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群众的夸奖与拥护，让父母为子女感到自豪与骄傲。这不正是子女体现孝心的最佳方式？不正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吗？孝廉一而二，二而一，此即脚注。廉政的敌人是贪腐，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挖掘和继承好我国古代孝廉文化的优良基因，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不”机制建设，具有固本培元的重要意义。试想，一个守其初心像春秋时代宋相国子罕“以不贪为宝”（《左传·襄公十五年》）的人，一个执着信念像北宋宰相司马光“独以俭素为美”（司马光《训俭示廉》）的人，一个超然物外像文坛泰斗苏轼“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前赤壁赋》）的人，他会走上贪腐之路吗？他只会是道德模范，他只会是廉政楷模。除此而已，岂有他哉！

毋庸置疑，对古代孝廉文化传统，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唯父母之命是从”等封建道德纲常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其荒谬性显而易见。《二十四孝》版本各有不同。多种版本中所收“刲骨疗亲”“埋儿养母”实为愚昧，甚至犯罪，而绝不是孝行。“卧冰求鲤”也可能导致自己冻死，若自己冻死，鲤从何求？考其本源，东晋孙盛《晋阳秋》记载：“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冰处小解，鱼出。”王祥实为剖冰求鲤，后人谬传。不过二十四孝主流是可取的，“乳姑不怠”“拾葚异器”“怀橘遗亲”“扇枕温衾”“恣蚊饱血”讲从实用处、从细微处、从心底里孝亲爱老，“戏彩娱亲”更从精神上讲关怀父母，都是真正的孝行，可歌可泣。剔除封建文化中官本位思想、愚忠思想等糟粕，“廉荣贪耻”实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拿出眼光，主动积极、富有创造性地将孝廉文化精华宣传出去、推广开来、传递四方。让我们赤县神州敬孝崇廉，蔚然成风：老百姓，人人孝亲爱老；从政者，个个清正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