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中举，43岁中进士，54岁任陕西省镇安县知县，在镇安八年，他因政绩“时推陕南第一”，61岁调任凤翔大县任职，也算是一种重用。但他以高堂无人敬奉为由，辞官回家教书，门生年达数百人以上，直至终老。他离开镇安那天，赢得了“父老攀辕哭”的百姓动情挽留。他就是清代廉吏知县--聂焘

聂焘（1694～1773）字闲有，号环溪，湖南省衡山人。清雍正十三年中举，乾隆二年中进士，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八月任陕西镇安知县，乾隆二十年调凤翔。

知县在中国古代，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最低一级官员。而聂焘这时间不长的仕途生涯都奔波奉献在镇安，留下许多“以实心行实政”的丰功伟绩和勤廉担当。这八年中，他垦荒田、筑道路、设义仓、除恶患、兴桑蚕、建学堂、纂县志、遵父训。他节衣缩食三次捐银奉助修道路办义学。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以实心行实政的所作所为，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他为镇安留下的不仅是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更是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和熠熠生辉的文明光芒。

聂焘能成为一个好知县，与他父亲和聂门家风有很大关系。从史料上看，聂家上下数代，人才辈出，三袭进士，两入翰林，真正是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而他父亲聂继模，以满满的“正能量”，上承下继着这个家庭的大业，不仅使聂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而且在他出任知县后，更是以耿耿老父之心，持续关注着儿子的做人为官之道。

镇安九山半水半分田，200多年前山民出门翻山涉水，每年夏秋洪水暴发，桥筏俱无，行人坐守，日则饥饿，夜则栖岩，有淹毙河中者，有为虎狼所食者，唯春冬可行，而秦岭万初冰雪。聂继模唯恐爱子在条件艰苦的小县为政不勤，遂派人护送聂焘之妻，怀揣着自己写的一封《诫子书》远赴镇安来寻聂焘。《诫子书》以“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开篇，提醒聂焘在习惯养成上“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居官者，宜晚眠早起。”在为官之道上教导聂焘，对下属不可“过行琐责”，要“御之以礼，抚之以恩”“ 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他还要求聂焘：“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在工作上建议聂焘，面对“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面对“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须不时奖劝”且“不可强唤”；针对“生态文明”提到“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财狼。”面对教育问题，“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对 “劝农”“劝学”二事强调：“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种子播地，自有发生”“ 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尔”。聂翁《诫子书》一腔家国情怀，以及情理通透、颇为实用的做人、做官之道，不仅成就了聂焘的仕途荣耀，更为当时穷苦的镇安百姓带来了福音。

聂焘说：“志在利禄者，易生厌烦愁穷之心，若志在民生者，更当切休养生息之念。”遂致力于民生，充分体察民情，谋求治理方略，开僻小邑，为民造福，这位人人叫好的知县其代代相传的精神有三点。

一是为民。明末，镇安原上中下三等地共1278顷29亩，追至乾隆初年，有熟地127顷38亩，无主荒地达1150顷91亩。他采取招抚流民，申报户口，劝民垦荒，奖励升科，给照为业，减免科赋，革除里下杂派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湖广、江浙、巴蜀等地流民纷至沓来，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据《镇安县志》载：乾隆十三年他上任时仅有784户，4026人，乾隆十七年发展到2562户，8971人，新垦地500多亩，储仓粮3060多石。镇安旧置两处社仓，东西相距120里，南北相距四五百里，姓借还仓粮跋涉艰难。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他捐银213两，分建南（今东坪乡）北（野猪坪）社仓两处，各仓贮粮1200石，解决了百姓借还驮粮之苦。为开发镇安，聂焘从江浙招募来缫丝匠人，引进栽桑养蚕技术，教民兴桑养蚕，纺纱织布，发展蚕桑，纺纱织布，自给自足，兼而兴商。随之城中小店小铺相继开张，小农经济日趋活跃，上缴朝廷税银一两不少，百姓收益逐年有所增加。

二是务实。据《镇安县志》载，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1749—1751），聂焘筹资开凿镇安至西安之间的悬崖碥路二百公里，同时修复了水毁镇安通往西安的楼子石要道；继而捐银240两，增修山间碥路二十多公里。为了缓解百姓借还仓粮跋山涉水，远路往返驮粮之苦，聂焘捐银213两，另行合理布点，新建分仓两座，共计贮粮1200石，明显改善了粮食存贮、供应条件。至此全县多处道路交通的“瓶颈”被打破，不断增加的信息物流成为当时镇安的新亮点。面对山林猛兽和极个别恶人两个平安镇安的两大隐患，聂焘晋谒陕西制台，以求防范之法。省府遂“制短枪、火药”发放到县，县上“复募猎户，专散四乡。时打虎数只，择其大者，送省呈验。尹总督喜，赏打虎人银两，发还原虎”。巡抚陈弘谋闻之，“亦喜山民除兽患，晓谕全省仿效”。针对个别乡民顽固不化，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酿成人命的实际，聂焘断然判处殴死人命者以极刑，“合计除去五患”，时人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快。此后镇安虽未实现夜不闭户，但道不拾遗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三是清廉。聂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根本上扭转镇安贫穷落后状况，倡兴山城文化教育事业。乾隆十九年（1754)建“启秀山房义学”于东门，清查五郎江口学田学租、废寺田产资助师生。镇安之有义学自此始。聂焘还在其编纂的《镇安县志·风俗》概述里说过：“风气淳庞，俗尚捕野。虽处关陕，而性情和平。无强悍难驯之习。”他还极力倡导从婚配入手，力主自上而下狠抓讲文明、改陋习、树新风。比如，聂焘在给陕西巡抚陈弘谋的报告中尖锐指出：“夫妇为人伦之首，无论贫富贵贱，必须年岁相当，庶几永期偕老。……止图贪得财礼，不顾子女终身，最为忍心害理。”而将“慎重婚配”，赫然列于了“教养民生”这一事关全陕兴利除弊告示落实情况的首位。八年中，聂焘一共捐银480多两。按照清代的工资标准，一个知县的年薪是45两银子，外带45石大米，一石大米也就平均折合一两纹银，年收入不过100两，而他把一多半银子都交给了这片山水。这正如他父亲聂继模所期望的“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家身计”。

2008年，镇安县以《花鼓县令》为蓝本，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镇安花鼓》和《镇安渔鼓》为主要表现形式，精心创作编排出大型花鼓历史剧《聂焘》。真实再现了200多年以前的聂焘在任八年间“以实心行实政”，彻底改变镇安当时农田荒芜、民不聊生现状的感人故事，精心塑造了一个勤政为民的古代清官形象。

2018年，镇安县纪委监委在镇安县绣屏山建设聂焘廉政廉政文化园，以聂焘事迹为主要表现载体，打造 “两核”、“三路”、“四区”、“十景”的廉政人文景观，弘扬为民、务实、清廉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聂焘廉政文化园中，有一幅巨篇浮雕，雕刻着《诫子书》原文，传承好的家风家训；有一座亭子格外显眼，上书“聂翁亭”三个大字，该亭即为今人纪念聂焘所建，两边竖书：“为父当比乐山翁（聂焘之父），做官要赛聂家郎。”这既是对聂焘的推崇，也寄托着百姓对清官廉吏代代相传的殷切希望。